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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的故事之达达主义内幕

说来,达达艺术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艺术流派。在它之前,历史上能留名的所有艺术流派都是因为贡献了新风格而被承认和接受的,可是达达例外,它是因为肆意破坏、彻底横扫一切艺术风格才出了名的。更叫它喜不自胜的是,它出名之后,渐渐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举出来招摇过市。在1916年正版“达达”之后,西方艺术史又这里那里“NEWDADA”(“新达达”)过好几回了。


       那么,达达这个“造反派”,究竟好在哪里?价值何在?答案是现成的:它彻底地无视一切价值,因此打破了人们思维的定见,给人带来思想解放。如今“达达”几乎成为一个潇洒无羁、破旧立新的代名词。

       我们来看看,当年的达达果真如此吗?

       欧洲的达达主义艺术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纯粹是由于战争的丑恶引发出了艺术上的一次“反胃”“呕吐”。在这之前,西方艺术史走得很顺,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等等表彰现代文明的流派正相继推出,长势良好。可是,突然之间打仗了,原先那些热衷艺术、英俊漂亮、才华横溢的小伙子,一下子被送上战场,只在眨眼之间就能血肉横飞,再俊美的形象也会立刻惨不忍睹。面对生灵涂炭,尸骨无收,艺术能算个什么东西!?艺术所标榜的什么优雅、庄严、美好,在这些粉红面纱的背后,人类的凶残丝毫没有减少,此时此刻再来提什么艺术……这一切有多么荒谬啊?!

       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达达出现了。

       根据历史记载:达达最初是从一个叫鲍尔(Hugo Ball)的德国人手中开始的。鲍尔生于1886年,起先在慕尼黑大学学哲学,后来受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又到柏林去学了两年戏剧。回到慕尼黑后,他给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就个性和追求来看,鲍尔一点也不是个具有达达气味的人,他希望干事业,有所作为,被社会肯定。在1912年左右,他从柏林学习戏剧回到慕尼黑时,正是康定斯基成为慕尼黑一颗光芒四射的现代艺术明星之时,鲍尔则对康定斯基十分心仪,仰慕无比,亦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做和康大师同样的事。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鲍尔甚至很热心地要参加战争,满足自己的风发意气。他三番五次报名参军,但因为体检通不过未能如愿。在1914年底他因为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好奇,自己到比利时前方战场去实地观察了一番,这才看清了战争的残酷面目。他一下子从爱国主义的狂热中吓醒过来:多险啊,这种白白送命的事情,躲都来不及,他居然蠢到要投身进去。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他立刻携了一名女歌手(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出走瑞士,躲避战争。

       在瑞士,政治也好,艺术也好,都不是当务之急,鲍尔首先得面临生存的问题。他和女友一合计,只能“出售”他们的技能谋生:鲍尔能弹钢琴,女友唱歌。基于这个实际考虑,鲍尔打算搞一个“夜总会”。他注意到在他们居住的街区有不少没头苍蝇似的外国流亡者,他们也许都愿意能有一个合适他们的夜总会,可以让他们打发流亡生涯中的漫漫长夜。鲍尔说干就干,他从一个叫伊法内摩(Herr Ephraim)的荷兰人手中租了一间屋子,又从别的熟人那里借了一些画把屋子布置起来,就大概张罗出一个夜总会的格局。他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上特别标明是“国际流亡者的夜总会”。1916年的2月夜总会开张,鲍尔四方邀请各种艺术家来自愿参加,不论国籍和政治主张如何,都可以来这里献艺,解闷。在头一批来的客人中,有一个罗马尼亚人叫泰赞拉,这个人对“达达”的产生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泰赞拉和鲍尔根本是两种类型的人。鲍尔是典型的日尔曼人,白皙,金发,严肃,沉默;泰赞拉是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黑发,矮小,多话,好动。若不是在战时流亡的特殊环境里,这两个人很难走到一起。可鲍尔的夜总会一开了头,泰赞拉就成了不可少的人物,他异常活跃,亢奋激昂,精灵鬼怪,从各式各样的口袋里能摸出他写的各式各样的诗,他似乎因为自己个子矮小,更加以孩子自持,在行为上比谁都能敞开来肆无忌惮地胡闹。

       很快,夜总会就挤满了各国的流亡者,每晚的演出形成了六名中坚人物:鲍尔、鲍尔女友、泰赞拉、画家阿尔普(Hans Arp)和画家简科(Marcel Janco),还有一位鲍尔过去在德国学哲学的朋友海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0他们各有各的本事,每天晚上在夜总会里尽其所能,各造其极:有弹琴的、唱歌的、朗诵的、作画的……每天的花样都不重复。而这些“演出”完全不照着正常的路数进行,是即兴的,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方式竟非常合适人们的心境,人人好像不约而同地都需要使劲发泄,可心吵闹。不难想象,在周围充满死亡阴影的战争期间,任何慎重其事的艺术表演,不仅不合适,而且会显得可笑,甚至没有心肝。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觉得,“参与者无论做什么,说什么,唱什么都行,但绝不给这个耻辱的时代表示一丁点儿的尊敬”。于是,夜总会的“表演”怎么出格怎么来.比如几个人同时用不同的语言声嘶力竭地朗诵同一首诗,弄得人什么也听不到;把煤炉上的烟囱套在头上跳舞;敲着铁罐铜盆“奏乐”;扯开嗓子学狗叫;把纸条布片连缀起来做成奇怪的服装……

       然而,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奇怪地从这类胡闹中得到某种启迪:一个人能活下来是那么偶然,原来,生命根本就是个偶然,现在彼此能相遇是偶然,在一起作乐也是偶然。一切所谓的意义原来都是无意义,战前视为稳固的东西其实全都靠不住。“稳固”只是个幻觉,“偶然”才是真相。从这里达达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思路,反对逻辑,尊重偶然;反对权威,尊重权威之外的随便什么。画家阿尔普开始用“偶然”的方式创作作品,他把纸撕碎了随手一扔,落下来是什么样,他的作品就是什么样。泰赞拉把一篇文章逐字剪开,然后把那些零碎的词放在袋子里,再一个个摸出来,重新连缀在一起拼出一首不知所云的诗。

       总之,即兴、随机成了这个夜总会表演的方式。很快人们感到,这巳经不是几个年轻人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而是有某种东西和整个时代,和眼下的整个一代人联系在一起。的确,在那样一种对一切憎恶鄙视的气氛里,达达们无疑触及到了一个精神层次:反对一切社会规则。任何规则都是对人性最大的拘束。他们意识到了这个,而且意识到了这种起于一时的情绪发泄可能会在文化上具有价值。

       这是个好事,可是呢,即使是对好事也不能“在意”,人对任何事物只要一“留意”,事物就要变质,就是反对一切意义的达达也不能例外。

       夜总会组织者们开始有意要把这个偶然的机会变成一个必然的运动了。他们首先打算办刊物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到这个时候“达达”这个名称才开始出现。

       命名的过程倒是非常达达式的——随机:他们顺手打开一本字典,碰上什么词就用什么词,结果他们碰上的是一个法文词“达达”,那是牙牙学语的孩子称呼玩具小木马的名称。于是这帮人就以“达达”为名来称呼他们的活动,其中一个达达分子不无得意地认为,这个词根本是天赐的,因为孩子的牙牙学语正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声音,这正好意味着他们的运动也正是一个艺术上全新的开始。

       运动是全新的不假,可组织运动的过程却一如既往——那就是,为一个事物赋形的过程,也就是让它开始教条化和规则化的过程。不难想见,达达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它的分裂也同时开始了。因为参加者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信念,而且都想让达达朝着自己确认的方向发展。这时达达夜总会的最早创立者鲍尔,已经开始对夜总会有些厌倦了,他感到在精力和体力上都不大够用,因为达达组织的所有活动都太喧哗,每一晚都是一出充满喧嚣的闹剧(只除去星期天关门一天)。当时鲍尔30岁,不再具有才满20岁的泰赞拉那样顽童般的兴致和精神,因此鲍尔在达达的夜总会开张了五个月之后,带了自己女友移住到安安静静的,山明水秀的乡间去了,把达达留给泰赞拉和海森贝克等人去主持。而在他们手中,达达很快分裂成两种倾向,一是泰赞拉为首的建立艺术流派的倾向,一是海森贝克要把达达引向政治的倾向。

       先说政治化的达达。那时,在德国柏林的艺术家中也出现了类似苏黎世艺术家的活动,艺术史就把它称为“柏林达达”。“柏林达达”是道地的政治达达。当时德国国内的政治势力有两种力量并存,一是保持旧制度,一是提倡社会革命。当时前方战争很吃紧,德国快要战败了,德国人在绝望中怀着希望,希望国内能够借此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而俄国恰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这对德国人是一个刺激。德国的左派们也跃跃欲试,巴望在自己国家也推翻皇帝,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这头等大事前,艺术算什么,推出新流派算什么,除非这流派可以为促进社会革命所用。因此当时有两个德国艺术家,22岁的格罗兹(George Grosz)和19岁的赫兹非德(Wieland Herzfelde),用了类似达达的手段,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反对现政府。格罗兹用战场上捡来的弹片做成镇纸或烟灰缸,上面写上反战的口号,而赫兹非德用他的邮递员职务之便,销毁来自战场的信件,希望以此来激怒与前线失去联系的民众对现政府的愤怒。同时,格罗兹画反战的画,赫兹非德办反战的杂志。他们身边便形成了一个“柏林达达”的团体。
       可这个达达不是那个达达,柏林的达达分子们在表现上更接近共产主义战士的行为,而不是什么艺术家。只看他们的达达宣言就能知道,柏林达达们打算在德国实现的是社会改革理想:

       1.在理性的共产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具创造力和智性的男女组成一个国际革命联盟。

       2.通过传授简单易行的机械操作,把进步的失业工人介绍进来。

       3.立即剥夺资产。

       这完全不是什么关于艺术的宣言,而根本是政治宣言。相比之下,苏黎世的达达显得不过是艺术家闲来无事时跟循规蹈矩的资产阶级唱唱对台戏而已。可柏林达达的立场体现的则是人民大众和剥削阶级的对立。前者在意的是一种文化态度,后者则是要改换社会制度。因此那几个柏林达达分子干脆在1918年全都加人了德国共产党。为了配合政治,推行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柏林达达组织游行,散发传单,印刷杂志——真像职业革命家所为(可他们这些行为是自发的,并不是党安排的,这是西方艺术家保护的人格独立),他们同时也搞类似苏黎世达达的那种夜总会活动,他们最有名的一次是1920年的“第一届国际达达集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一个装着猪头的德国官员的木偶,身上挂着牌子,上书:“以革命的名义绞死”。

       实在说来,达达运动和社会革命、共产主义理想挂在一起,是有几分滑稽的。艺术家纵然有改造社会的雄心,但他们同时也相当天真,他们幼稚地觉得,新的就是好的,而且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往往只是一相情愿的单恋。政治家可不像他们那么考虑,他们并不稀罕达达的同盟,他们才不把那些多变的,情绪化的艺术家们的表态放在眼里,他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艺术家们想搀和进去只怕也难。就说当时在鲍尔的苏黎世夜总会里,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客人,那个后来领导了震惊全世界“十月革命”的俄国人——列宁。列宁不但在夜总会里观看了达达们的表演,并且还和泰赞拉下过棋。可是,列宁不仅没有把达达带给他的国家,在他建立的新政权里,甚至连那些面貌严肃的现代艺术也都一并不被允许。在德国,共产主义政治没有得势,而政治达达当然也不能见好。德国皇帝倒台,德国工党遭镇压,柏林达达分子们也作鸟兽散。格罗兹和赫兹非德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惊呼道:“艺术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艺术家也真是少见多怪,“艺术处于危险之中”又算个什么。他们厕身政治’却还能保住小命,就得谢谢上帝。这些艺术家毕竟年轻,没有看到,在政治面前,艺术是男人的“小妾”,要便要,不要时便踢开——那还是客气的。这些柏林的政治达达在没有看开时自己很难过了一阵,后来,大约是想过来了,不仅脱了党,而且日后都变成了脑满肠肥的资产者——正是他们昔日打算“立即剥夺资产”的对象。

       达达还是不必“从政”了,不如还是待在艺术里,下场还好一点。所以,泰赞拉在艺术上推行的达达倒是被历史流传了下来。苏黎世达达在鲍尔离开后,主要由泰赞拉接手,他一方面继续组织达达夜总会的活动,把夜间的表演活动命名为“达达之夜”,在苏黎世不同的地点巡回演出,以扩大达达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在1916年春天出版了达达的杂志,通过杂志把达达向国际输送。达达杂志也像“达达之夜”的表演,上面满是胡言乱语。比如,有海森贝克写的离奇文章“幻想的祈祷者们”,并配有阿尔普的抽象插图。泰赞拉的一篇怪文:“第一次对灭火器先生的精神探索”,被他称为是“词语的拳击赛”。此外,他们四处发信,向各国的文化名人、艺术家们征稿,然后把征稿编在一起出版了一本国际评论集,起名为《伏尔泰酒家》,这本集子里收集了不少名人的文章和插图,其中有名诗人阿波里奈尔、画家马瑞尼堤的文字,有毕加索、蒂格里安尼、康定斯基等人的绘画。通过办杂志和出书,达达运动果然蔓延出去,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新流派。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麇集在苏黎世的各国流亡者都陆续回国了,泰赞拉的“达达之夜”开始冷清,泰赞拉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是法国的艺术家比卡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