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艺术留学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1A座1707室
咨询热线:138 1055 1649(宿老师)

美国艺术留学

比死亡更坚硬的,是对活着的误解

《如归》是本耐读的书。我正着读两遍,倒着又读一遍,还能看到之前没细品出滋味的句子,比如,“往日的戏剧依旧在大脑中轮番上演,而分手的伙伴正如解散的剧组,从角色回到他们自己或别的面具中,不再归来。”
 
     “冯丽”是个熟人的陌生的旧名字。这本书之前,她都叫皮皮。女作家皮皮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全世界都八岁》就因写作意识和手法的先锋,引文坛关注,当代文学史上,她与余华、格非、马原等一起被定义为“先锋派作家”。
     后来她因个人生活变化沉寂几年,再次露面是一系列都市情感小说,《渴望激情》、《比如女人》、《所谓先生》。本世纪初,她的长篇小说《比如女人》被改编成徐静蕾、王志文、江珊等当红明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让爱作主》风靡一时。我第一次做她访谈就是那时,我说她“拿个瑞典童话中的人物名字当笔名,坚持不上相片”,被称“美女作家”几乎被她视作污点。那篇访谈的名字最后叫《爱,谁能作主?》

     再度访谈她,就是她的长篇《爱情句号》了。那部小说读得我郁闷至极,生不如死,搞得我都从此有点怕她。

     2016年冬天下过第一场雪,我看到了《如归》,署名“冯丽”。我知道这是皮皮的身份证名字。故人重来,这回书写的是关于晚境和死亡。我做了一番心理建设,准备好再度生不如死,勇敢地去了。

     却没承想做回冯丽的皮皮变多了,舒展得个子都好像更高了。22日在二十一世纪大厦,朝西的窗进来午后的阳光,冯丽盘腿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难得清澈的冬日晴空,光芒从她脸上焕发出来,望着她感觉像看一张教堂里的画。

 
    “三年前,父亲‘忽然’病了。肺癌,住院月余,立春前去世了……父亲去世的那一年秋天,母亲也去世了。”

     这里的“三年前”,是2012年。冯丽在一年内,父母双亡。“这是一本故事书,可惜,素材都不是我凭空捏造的。”

     那时,母亲已经有病了两年多,胃癌,大夫说最多还能活半年。全家都慌了,大家都盯着母亲,盯着她的死,“好像死亡带她的那一刻,需要我们的目光作证。没想到,死亡这片乌云,先卷走了父亲。”

     冯丽回忆那七个月最难的时候,父母两人住在同一个医院里,楼上一个楼下一个。然后雇两个护工,家里还有保姆。“我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花进去了。我想,为了保证我的运转,我要用钱摆平所有问题。只要能用钱来帮我忙,别的就不考虑了。到我爸妈去世,我爸爸一辈子的积蓄什么的,也基本上都花进去了。我书里写的基本都是我自己的感触。”
 
     与有过类似遭遇的所有寻常人家一样,没有任何例外。随之而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候群在冯丽身上也是一分不少,“那时候人完全就是在那种颠簸中——经历真正打击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抵抗。你就像一个东西,人家颠着你,你就跟着晃荡。”

     那两年多,冯丽曾试图求助于写作。“2010年发现妈妈有病以后,我开始进入老年世界。以前帮家里买东西什么的,但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我发现那个世界挺陌生的。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个东西,关于老人的。每天写一点。我不是为了真正写东西,是为了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每天出去就是护工、医院各种琐碎事,回家特想安静一下,我就写一两个小时,换换脑子。”

     那段写作的成果是一部长篇小说,父母去世以后,冯丽想把它改一改交给出版社。“编辑提了好多意见要改,我拿回来以后,突然发现不能改,因为写得太差了。那一种老而旧的形式,以它面对老年世界和死亡,只能发现一些表象毛皮。比如,我以为我了解父母,我以上帝的视角去写我的了解。意识到这一点,我非常羞愧。我就把它扔一边了,尝试开始新的。折腾了有一年多两年那样,根本写不了什么东西,写了,第二天就又废了。”
 
     最后,创作危机到这样的程度,冯丽决定在德国定居,留在德国上大学,把德语学得更好,以后专门当翻译了。“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写了。那时候希米(史铁生妻子,编者注)一直特别鼓励我:‘你别胡思乱想,对你来说这是好事儿,你等着吧。’后来我连她都不相信了,特别绝望。”

     后来,渐渐从危机的暗处爬出来,她逐渐开始试着写一些很短的东西。“我就坐下来想,好,我现在想写写我妈妈。开始写就很顺,写着写着,便有就所谓神助的那种感觉。有时结束某个片段时,发现写得比我想得好。写到有些地方,眼泪哗哗的,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书写的同时,开始真正了解我父母。”

     就这么一段一段地写了,当她把它们列到一块儿时,“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对写出的文字感到满意。看第三校的时候,读到有关母亲的某些片断时,我还是控制不住流泪,仿佛它们是从心里,从我自己都不知道心底的哪一个深处出来的。”

     然后她想,也这样写写爸爸、写写舅舅,她生命中已经离开的最重要的三个人。“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比如我怀孕的时候,就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孕妇,好像女人都在怀孕。但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时,我也发现周围老人特别多,德国的,中国的。他们的故事常常让我很震惊。我想,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写了?整个写完之后,它首先颠覆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回头再看自己的生活,那个角度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如归》,都是短章,其中15篇属于母亲、父亲、舅舅,其余28篇皆是“别人的故事”。“无论在地球上哪个地方,总见悲惨的死亡;美好的死,死得美好,虽然应是人间的存在,却罕见得难得一见。”这句话,冯丽写在《如归》最后的“跋”里。
把死当作/平常吃的药/在心痛的时候
     “毛姆说: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

     《如归》正文的最后,是一串引文,比如上述“毛姆说”,还有石川啄木的诗——
     把死当作

     平常吃的药

     在心痛的时候

     “我儿子跟我说,我这本书应该叫《老·死》。

     “写完这书,我的很多观念或多或少都发生一些极端性的变化。要是没有‘死’或者‘衰老’这个东西逼着你,或者作为背景印证,你的这些认识很难尖锐。像温吞水似的活着,咱们已经习惯了。而真正面对老和死,好像它推了你一把。我还活着,父母一年之内都没了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置身‘死亡前线’。这感觉很奇怪,假如直接面对死亡,所谓向死而生,和躲在父母身后,奇怪的是,面对活着,感受和动力都是不同的。”

     “我现在常有一个感觉,老了挺好。”冯丽这样说,“年轻时候,你的昨天今天明天都不可知。昨天你高兴,今天痛苦得一塌糊涂;今天挺高兴,明天跌得一塌糊涂。情绪都是这样的,你自己说了不算。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样的,都是平稳的,即使出什么事我还是平稳的。这种和谐安宁平稳我特享受。我觉得太好了,不再被折腾,情绪终于稳住了。这时候才发现,这样的稳定带来了精神层面的活跃,对很多东西的认识经常能一步能到位。”

     那些发生了极端性变化的想法都是什么呢?比如,“旧情旧物都是垃圾”。“皮皮”变回“冯丽”之后,眼见着状态变化不小,好像整个人“开”了,不再是紧缩的、累的、薄的、苦的、憔悴的。这点冯丽自己也同意:“说起年轻有什么好处,人家说漂亮什么的。我觉得我年轻时不漂亮。以前人说我特低调什么的,以为我是故意制造一个‘低调的’媒体形象,我真不是低调,我就是觉得我不好看,所以不愿意露照片。现在,人说放一张照片,我也不那么坚决拒绝,我是逐渐逐渐觉得我自己开始变得好看一点了。”

     回头看自己的整个过程,冯丽也觉得是“落落落,落到特黑的地方,然后慢慢亮亮亮,慢慢爬出来”。回头一想,她的结论是“那时候的坚持还是挺值的”,“这中间也没有组织什么帮我,其实还是靠你自己领悟,然后慢慢慢慢就改变了。最后还是自己,无论老天爷,还是造物主,它赋予你生命,实际上,它的用意也许就是让你自己去发掘你生活中的各种潜在可能性。”

     她相信这种悟性每个人都有,“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敏感,有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坚强。第一次离婚的时候特痛苦,那时候太小了,28岁,什么也没有,没钱没房,我甚至吃饭都挺困难的。有一次我问上帝,你让我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折磨我吗?我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但我那时候还是在心里做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不是替上帝做的,是自己告诉自己。我逐渐明白,它是让你经历一个过程,然后去发现你自己有的、你还没发现的那些东西。”

     而今的冯丽特别愿意跟那些修鞋的、修车的、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觉得他们有智慧。有时候读书是双刃剑,有些读书人比不读书的人更加愚蠢。有些知识分子有知识但没有智慧。”她觉得生活智慧是另一种系统。

     比如她特别反感很多人可怜张爱玲——一个人躺地板上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确定不了死亡日期,独自死去很悲惨。“我觉得说这样话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同情张爱玲,张爱玲最后活出的那个范儿,你们离人家老远了。你们根本不懂人家怎么理解的孤独。我就觉得你老了,躺在地板上,不管一天还是五天,顺利地死了,这是老大的福分了。你同情人家,你最后躺医院里折腾5个月,浑身插满管子,疼得直喊,和人家躺地板上就死了,没法比。我想说的就是,别把愚见,当成生活智慧。”

     最能安慰我的从来也不是人间的幸福

     冯丽的上一段婚姻,跟一个德国人,也结束十多年了,但他们还有联系。“我一个人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跟那个老公说‘我现在觉得有点幸福’,他都哭了。因为我说我幸福的时候,是离婚了,事业也没了,东西写不了,更谈不上什么名气,收入也是最少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啥也没有,站在人生的废墟上,知了天命。这点幸福,来源于,我第一次慢慢觉得,有点找到自己了。”

     她说起德国的一个朋友,跟她同岁,正在离婚。“我说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离婚?她说我跟他已经有两年,是在一块的陌生人,她说我不能面对。我想,两年她就不能面对了,有多少人已经面对20年,面对一辈子了?”那个女朋友现在经济有问题,她跟冯丽说:“我的储存也快到零了,不过,没关系,我现在找了一个新的工作,马上有一个新的开始。”冯丽这次临回国的时候看见她,她说:“哇,我太倒霉了。我新工作开始了,工资没发呢,但税务因为去年有个什么问题,要补交5000欧元税,我没有钱。”

     后来那德国女人借钱过了那关。“我发现她的状态跟她遇到的事,完全不成正比。她看上去就是一个刚开始新生活的小姑娘。50多岁了,一分钱没有。我一下就被感动了,我想她的未来肯定没有问题,要不然上帝存在的理由就没了。”冯丽这样说。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当女人吧其实挺好的。因为你敏感。”年过半百,性别不再那么重要了,冯丽觉得,这阶段里“女人可以更纯粹一些”。“我逐渐发现,早晨看见阳光带给我的心情,好于好事情。包括清新的空气,包括雨后大自然里各种好闻的味道。我越来越珍惜这样的感受,而这恰恰是我以前特别忽视的。以前,外面什么样我都没有感觉,整天在书本、写作里。那时候,真是很蠢。其次,我也更加珍惜和享受,比如说一个理解、一个想法、一个感动,我觉得这些东西更有价值。

     “这些东西太实在了,比如你坐在那儿,你说太阳照你后背,你是温暖的,这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你拥有太阳,多好啊,它不给你负担。因为太阳不是你的,你不用储存它,你不用给它弄个房子,也不用为它操心但你可以完全拥有它,这太好了。”

     当我问冯丽,对爱情是否还有期待和需要时,她的回答非常迷人——

     “一旦想明白了吧,也就谈不上需要或者期待,它就就像太阳一样了。今天出太阳了,你说‘多好、太阳出来了’;明天,没有太阳,你可以想,过两天太阳还会出来。有点变成这种感觉,爱情是爱情,不一定非得是我的爱情。有一天某个爱情跟我的距离拉近了,跟我有关系了,那时候我才可以再考虑。

     “如今,回过头想,过去的某些想法,比如,‘我不相信爱情,我不需要另一个人’或者类似的想法,其实这些都是自己的问题。这些想法都是狭隘的、有偏差的,跟爱情本身没关系,跟那个爱人也没关系,是个人阶段性的问题,它反映出你自己内在的问题。我清理自己,觉得心里干净一些以后,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干净了。干净的想法什么样?爱情多好啊,我相信爱情,我如果能有太好了,没有也行。

     “现在我找到一个方法,先把自己的事弄好。然后,我不能说我热爱生活,我真是觉得生活是公平的。我虽然还是一个挺悲观的人,但我非常尊重生活,因为它的公平。你努力,努力到怎样的程度,生活都给你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