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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收藏界,能看起毕加索的都是哪一号人物?的收藏界

毕加索的声誉扩散到蒙马特范围之外的最大功臣应归功于1905—1906 年间崭露头角的一小群富有竞争力的、坚持不懈的外国人。如德国人威廉·伍德;俄罗斯人谢尔盖·希楚金(Sergei Shchukin)和伊凡·莫罗佐夫(Ivan Morozov);美国人格特鲁德,利奥、迈克尔·斯泰因(Michael Stein)以及他们的朋友埃特(Etta)和克拉利贝尔·考恩(Claribel Cone)。

 

       格特鲁德和利奥·斯泰因公寓的墙,其中包括七件毕加索作品:(顶部)《签马的男孩》(1906年),《饮苦艾酒的人》(1902年),《球上的年轻杂技演员》(1905年);(底部)《蜷缩的女人》(1902年),《有流俗发式的女人》(1902年),《吧台的两个女人》(1902年)。图片来源于网络
 
       因为这些人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对毕加索的收藏。如果他们打算买进某个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会努力去了解他,宣传他,介绍给其他的画家、批评家以及其他买家。
 
       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威廉·伍德
 
       威廉·伍德是一位开明的普鲁士唯美主义者,他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艺术史,之后在1904 年到巴黎定居。尽管为了谋生不得不做一名私人画商,但他还是喜欢把自己看成一位宣扬现代德国文学和法国当代艺术信条的传教士。威廉·伍德的家庭富有但极端拘谨(他爷爷是牧师,父亲是一位地方官),由于他放弃法律学习艺术史,他的家庭甚至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威廉·伍德为自己设立一处公寓,在那里出售自己的“收藏品”。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在“家里”接待画家朋友,除了毕加索外,还有布拉克、杜飞和德劳内。他会把这些人介绍给收藏家和画商。他还是一个德国艺术家和作家群体的组织者,蒙马特的多姆咖啡馆就是他们的总部。他们称自己为“多姆尔”(domiers),指的就是他们热衷的咖啡馆名字“大教堂”(cathedrale)(对应德文Dom 是个双关语)。
 
       1905 年,伍德到画廊和旧货店四处搜寻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时发现了苏利埃画廊。他在那里花了10 法郎“买了第一件不知名的艺术家作品”,这幅画就是毕加索1901 年画的《浴盆》(Le Tub)。画面画的是一个女孩正在克里希大道的工作室里洗浴。《浴盆》这件作品从1902 年首次展出这件画之后,便被代理商不断的向客户推销,但都未成功。
 

       伍德买了这幅《浴盆》,过了几天就来到了洗衣船,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在一个低矮的小屋里坐满了年轻艺术家,他们来自加布里埃尔(Gabrielle)大街和拉维尼昂(Ravignan)广场。有个人在朗诵魏尔伦诗歌。我坐在中间一张大桌子旁要了一杯红酒。就在这天晚上我才知道,那幅画的作者名叫毕加索,而他就坐在我的右侧。”在伍德的努力下,他们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定期到洗衣船拜访,很快就买下了《丑角之死》。他又适时购买了毕加索的更多画作;并适时地把它们大部分都卖了出去。战争爆发之际,当他的收藏作为外侨财产被充公的时候,他依然还保有毕加索11 幅重要作品。
 
       毕加索特别喜欢这位无拘无束的人,因为伍德有着如此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并十分乐于接受新的艺术观念。而且伍德对毕加索报之以全情投入,努力理解立体主义的新语言,自豪自己是毕加索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他谨小慎微的普鲁士人的气质,在毕加索为他画的肖像神经质的小嘴中永存下来。
 

       对毕加索来说,伍德代表了某种十分不同的东西:他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忠诚的追随者,这种追随者能够为艺术家的贪婪提供所渴望得到的崇拜和支持。1914 年战争爆发之际,毕加索的德国关系让他陷入困境。那些“爱国者”误认为立体主义是“德国佬”的表现。
 
       战争结束后伍德重回巴黎做艺术生意,毕加索对此一点也不高兴,因为这次伍德的对象不是立体主义而是原始主义——邦波瓦,包尚以及塞拉菲娜。这些人在亨利·卢梭成功之际也大受其益。1928 年毕加索对伍德更不高兴,当时伍德出版了一本夸夸其谈的书《毕加索和法国传统》,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位艺术家是德国和哥特精神的化身。伍德的这种所谓的奉承,毕加索为此付出了无法偿付的巨大代价。毕加索从此再也不和他见面。后来伍德写了另一本书,《从俾斯麦到毕加索》。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令希特勒大为恼火,以至于剥夺了他的国籍。
 

       靠着一大笔财富来接纳现代主义的俄罗斯商人
 
       除了伍德,毕加索还获得了其他支持者,比如通过希楚金(Shchukin)吸引了一位俄罗斯人的支持,通过斯泰因吸引了一位美国人的支持。在晚年回首这段早期生活的时候,毕加索说,“尽管他生命中的大多数诗人和女孩都是法国人,但保障他生存下来的多数人却来自其他国家,而俄罗斯人是最慷慨的赞助者”。在1914 年之前,毕加索早期作品(以及马蒂斯作品)最大的收藏地是在莫斯科,这主要是靠了两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莫罗佐夫(Morozovs)和希楚金,这俩人都以开明和自由而自豪——自诩为知识分子而非权贵阶层。
 

       最有天赋和洞察力的俄罗斯收藏家是谢尔盖·希楚金。他有兄弟6 个,每个都是狂热的收藏家,但其中最狂热的还是这位腼腆、貌不惊人的谢尔盖。谢尔盖卓越的商业头脑使他受到父亲— 一位纺织品巨头—的特别钟爱,为此父亲送给他一座位于莫斯科中心的精美的18 世纪豪华宅邸,原属于特鲁别茨科伊家族(Trubetskoy)。希楚金或者他父亲最初在这座宅邸墙上悬挂的都是阴郁的现实主义画作,作者是那些所谓的巡回展览画派的成员。然而到了1898 年,40 岁出头的时候,他突然对此心生厌倦;让他妻子沮丧的是,他开始用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画作替换这些作品。
 

       希楚金鄙视顾问,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双眼,他的眼光让他能够永不失败地跟上现代艺术持续不断的发展。当他在1906 年造访独立沙龙的时候,他就凭直觉对马蒂斯野兽主义绘画的表现力产生了深刻印象。他请沃拉尔介绍他认识这位艺术家,他不仅购买还委托创作了很多马蒂斯的早期杰作。“精明、敏感、严肃”,马蒂斯如此描述这位有着显著鞑靼人特征的精力充沛的腼腆男子,他最终购买了他的37 件最具挑战性的作品。希楚金对现代主义的突然接纳是靠着一大笔好坏兼有的财富来支撑的。就在1905 年革命期间,他凭着一种预感——形势将很快受到控制——垄断了纺织品市场,为此赚了一笔大钱。从此以后,他就把大批资金转移到俄罗斯之外,用于支持大规模的收购活动。
 

       然而报应很快就来到了。他和妻子以及家人到埃及进行了一次观光旅行,回来之后没几个月,希楚金就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打击。当时正是1905年革命之际,莫斯科大街上发生了哥萨克人的抢劫、警察暴力和骚乱,他的小儿子在这个时候失踪了。希楚金的妻子1907 年突然去世,然后他的聋哑儿子和一个兄弟不久双双自杀。由此看来,他之所以收藏德兰和毕加索的“死亡象征”作品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现代艺术是一种精神发泄。对于这位托尔斯泰式的苦行者和坚定的无神论者,收藏成为一种使命。
 
 
      希楚金据说是在1908 年被马蒂斯带着去看毕加索的。这个说法的唯一来源是费尔南多·奥利维耶;但在某些方面她是错误的:
 
       有一天,马蒂斯带来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重要收藏家来看(毕加索)。“希楚金是一位俄国犹太人(原文如此),很有钱,热爱现代艺术。他个子不高,面色苍白像生病了一样,大大的脑袋就像戴了猪头面具。他讲话结巴得很厉害,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思,这让他十分尴尬,让他看上去更可怜了”。毕加索的技巧对这位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启示。他买了两幅油画,支付了当时看上去十分高的价格。其中之一是那幅漂亮的《持扇的女人》,从此他成为一名忠实的客户。
 

       《持扇的女人》署名日期是1909 年,所以如果费尔南多说的“这是他收藏的第一幅毕加索作品”是对的话,希楚金在那年之前不可能见过毕加索。然而,我们发现有一幅怪异的漫画(上面的题字是“希楚金先生莫斯科”),长着猪的长鼻子和大耳朵,就像费尔南多描述的那样。泽沃斯(Zervos)认为这幅画是在1905 年,但更可能是在1906 年春天所作的。
 

       对于毕加索和希楚金在1908年之前认识,格特鲁德·斯泰因还提供了更多的可靠证据。她讲述了这位俄国人在毕加索画室看了《亚维农少女》之后(似乎是在1907 年)是如何前来拜访她的:“他几乎流着泪说,这是怎样失败的法国艺术。”这段话表明,即使在还没有收藏毕加索的作品之前,希楚金就已经很了解毕加索了。由于他前往巴黎到德鲁特(Druet)画廊以及到第三届独立沙龙(1906 年3 月20 日—4月30 日)看马蒂斯的展览,希楚金很可能在这次访问途中就见过了毕加索;他也有可能在沃拉尔从毕加索手中买到之前就已经见过了这些画。没有购买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有这幅恶毒的漫画。
 
 
      然而,希楚金自诩熟悉这位艺术家创作的最新发展态势,因而他有可能在1906—1907 年间就已经买到了一些早期作品如《姐妹》(1903 年)、《老犹太人》(1904 年),以及《男孩和狗》(1905 年),而不是等到后来兴趣转到立体主义的时候。俄国批评家穆拉托夫(Muratov)在1908 年写的关于希楚金收藏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毕加索作品,但这并不能排除它们存在。希楚金最初的爱好是马蒂斯;他的“大罗斯沙龙”就是奉献给这位艺术家的。他的毕加索画作被一幅幅叠起来,一并塞到一个空间狭窄的房间内,雅科夫· 图仁霍德称之为“毕加索房间”。依照希楚金的看法,“马蒂斯应当为宫殿绘制壁画,而毕加索应该为大教堂绘制壁画。”
 

       尽管对《亚维农少女》评价甚低,希楚金并不费力地克服了最初的反感态度,并逐步适应毕加索革命性的新观念。作品形象的严酷和暴虐和他的生命的严酷和暴虐相互映衬。正如他曾经囤积棉花,他很快就开始囤积这位艺术家前后各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但不包括后来被称为“封闭的立体主义”作品(1910—1911 年)。希楚金会在颜料变干之前就从坎魏勒购买到画作并运送到莫斯科。只有这位艺术家画室或者坎魏勒画廊的常客才可能有机会在巴黎看到这些作品;而在莫斯科,它们却对任何人开放。
 
 
      从1909 年开始,希楚金在每个星期日早上向公众开放特鲁别茨科伊宅邸。年轻的俄罗斯艺术家,比如马列维奇,塔特林,拉里奥诺夫以及贡查洛娃,他们就像法国的年轻艺术家一样对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最新画作极为熟悉。于是,对蓝色时期、玫瑰时期以及立体主义时期作品,在莫斯科传播的程度和在巴黎的传播几乎没什么不同。
 
       1918 年当苏维埃政府征收特鲁别茨科伊宅邸及其收藏品的时候,其中就包括了55 件毕加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杰作。开始的时候,希楚金被安排做这里的管理者。他曾经接待的外国参观者有两位法国代表。其中一位是马里奥·穆岱,他评论了这个讽刺性的过程:“我们的资产阶级让这些珍宝流走了……而你们的资产阶级收藏了它们,却又因为它们而受到迫害。”卢那察尔斯基对他提供了保护,托洛斯基的态度也显而易见(毕加索是他特别喜欢的现代画家)。尽管如此,希楚金很快就决定逃往西方,在那儿他的存款足够让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位钢琴家)过上舒适的生活。